“大学毕业后，我一直住在索菲诺，”阿廖欣开了头，“从事农业劳动很长时间了。本来我应该是一名绅士，可以悠闲自在地做学问。然而当我来到这里，父亲经营田庄欠了一大笔债，部分原因是我读书用了很多钱，所以我决定留下来，努力工作，还清债务。老实说，做这样的决定并不轻松。这里土地产量不高，要想搞农业又不赔钱，就得使用农奴或雇工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或者和农民一样，亲自动手，全家动员。中间道路是没有的。不过那时，我可没有想这么多。所有土地都种上庄稼，我把附近村庄的农民——无论男女——都找来，工作节奏确实很快。我也耕地、播种、收割，很厌倦，也很烦恼，就像一只猫，饿得发慌，溜进菜园偷吃黄瓜一样。我浑身酸痛，一边走路，一边打瞌睡。劳动生活与文明习惯，一开始，似乎我还能轻松协调。我在想，做到这一点，生活有条不紊就可以了。我待在楼上正房里，午饭晚饭后，吩咐仆人给我上咖啡和蜜酒。每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看《欧洲通报》(1)。可是有一天，教士伊万神父过来，把我的蜜酒喝光了，他的女儿还把《欧洲通报》拿走了。夏天，尤其是割草晒草时，我根本没有工夫睡觉，只能在谷仓里的雪橇上或者守林人的小屋里躺一会儿。哪里还有时间看书？慢慢地，我搬到楼下住，开始在厨房里吃饭。以前的惬意生活一去不复返了，只留下当年伺候父亲的仆人，我不忍心辞退他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