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化不仅发生在北方的边境，在西北的关中地区也是如此。西北的羌乱是东汉一代持续最久的边患，长安作为西汉的首都，原本是最富饶的地区，受此影响也日渐衰败。后来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败后，下令把武都(在今甘肃省陇南市白龙江中游一带)的氐人迁徙到关中，想利用这些少数民族来抵抗蜀汉，当时人认为这是“弱寇强国”的妙计。结果到了西晋初年，关中地区也分布着大量的羌人和氐人。东汉以后，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南下，越过长城，在辽西、幽州、并州、关陇一带和汉族杂居，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迁徙自然形成的结果，然而日益复杂的民族关系也蕴含着危机。西晋初年，河西鲜卑族首领秃发树机能的起兵，声势浩大，持续了多年才被西晋军队勉强镇压，这便是一个强烈的警示。当时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，曾经有一个叫江统的大臣，撰写了《徙戎论》，主张趁着西晋国力尚强，要把这些少数民族重新迁到塞外安置，以免后患。之后五胡入华的局面，确实证明了江统建议的预见性，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如果西晋政府接受了江统的建议，把这些定居于内地的少数民族强制迁徙到塞外，就能避免危机了吗？恐怕结果是更快地引发动乱，激起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