值得注意的是，19世纪60年代以后，传教士中出现“援儒入耶”思潮，从过去主张以耶稣排斥孔子，转而宣传“耶稣加孔子”。这一变化体现了中国社会在向半殖民地变化的过程中，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流合污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在政治上结成同盟，二者的文化联系也愈加密切。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说教、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、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，在传教士看来都是可利用的因素，予以吸收。这就导致了“耶稣加孔子”的必然结果。在传教士的心目中，耶稣与孔子有相通之处，可以共处一体，但二者绝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，而是耶稣高于孔子，基督教胜过儒学。以鼓吹“耶稣加孔子”著称于世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，一方面肯定儒学“以圣人之道理为心性之功夫”，可“与耶稣之教相表里”；另一方面又认为：“儒教论人，祗在世上之暂时离去上帝，耶稣教论人，则在永远之生，由上帝而来，使之归于上帝，是以略有差别耳。”[42]在他看来，儒学的道理只能管人的现世，基督教的道理却能支配人的生前死后，现世来世，远比孔学高明。“耶稣加孔子”只是一个幌子，骨子里却是扬耶抑孔，以耶稣凌驾于孔子之上。其实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政策在宗教文化上的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