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副表情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犯了叛国重罪。
“当这些女人的丈夫正在前线为自由世界的未来抛洒热血时，她们却在享受着自己的快活时光。我根本不觉得她们值得帮助，你认为呢？”
从我读到的来信内容来看，我不觉得她说得对，但鉴于伯德太太现在正在气头上，所以也没什么争论的必要了。而且，说实话，我为什么要在乎读者问答版面呢？
但当伯德太太开始了她第二阶段的教育，解释着人性有多险恶时，我意识到，我真的在乎，我真的，实实在在地能感到她们的痛苦。
我在乎那些往这个过时的、毫无价值的周刊写信的女性。伯德太太基本没什么信件，所以她完全有时间回复每一封信。然而，她却雇了像我这样一个低级职位的助手帮她把信一封封剪掉，这样她就可以满伦敦跑忙着自己的慈善事业。自己的家被炸掉，你肯定也不好过吧，我这样想着，缄口不语，不顾伯德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高谈阔论，也不顾她一遍遍地重复着要挺直脊梁骨。
她或许不在乎这些读者，可我在乎。
来《女性挚友》工作是一个错误，但放弃这份工作会更糟。或许跟伯德太太反抗没什么希望，可如果我丢掉了工作，下一任打字员根本就不想努力又怎么办？如果没人支持那些写信来、绝望透顶的女性又该如何是好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