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副表情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犯了叛国重罪。
“当这些女人的丈夫正在前线为自由世界的未来抛洒热血时,她们却在享受着自己的快活时光。我根本不觉得她们值得帮助,你认为呢?”
从我读到的来信内容来看,我不觉得她说得对,但鉴于伯德太太现在正在气头上,所以也没什么争论的必要了。而且,说实话,我为什么要在乎读者问答版面呢?
但当伯德太太开始了她第二阶段的教育,解释着人性有多险恶时,我意识到,我真的在乎,我真的,实实在在地能感到她们的痛苦。
我在乎那些往这个过时的、毫无价值的周刊写信的女性。伯德太太基本没什么信件,所以她完全有时间回复每一封信。然而,她却雇了像我这样一个低级职位的助手帮她把信一封封剪掉,这样她就可以满伦敦跑忙着自己的慈善事业。自己的家被炸掉,你肯定也不好过吧,我这样想着,缄口不语,不顾伯德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高谈阔论,也不顾她一遍遍地重复着要挺直脊梁骨。
她或许不在乎这些读者,可我在乎。
来《女性挚友》工作是一个错误,但放弃这份工作会更糟。或许跟伯德太太反抗没什么希望,可如果我丢掉了工作,下一任打字员根本就不想努力又怎么办?如果没人支持那些写信来、绝望透顶的女性又该如何是好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