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,由于历史的局限,平心而论,并不是某些人所鼓吹的,他是启蒙主义的第一人,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。我们认为,他仅仅是、也只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后一人,是宋明理学的批判者与总结者。所以,我们也只能以他作为中国古代史观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,是我国前历史哲学时期的最后一人。
关于这点,我们在绪论中已略有交代,这时不妨再引上一个证据——这就是王夫之对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:
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,地处天中,扰卵,黄虽重浊,白虽轻清,而白能涵黄,使不坠于一隅耳。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。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,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,遂谓地形之果为弹丸,因以其小慧附会之,而为地球之象。……如目击而掌玩之,规两仪为一丸,何其陋也!(《思问录外篇》)
他竞把地圆之说,说成并非西方所有,而是利玛窦到中国后误解了浑天之说而编造出来的。一方面,王夫之的民族主义精神之强,使他产生了这种“惟我独是”的判断;另一方面,正如中国古代传统,以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为惟一的学问,把才智全用到这上面来了,瞧不起“绝学”——科学技术,所以把西方的科技也统统斥之为“小慧”,不足挂齿。所以,西方用我们发明的火药制成炮弹轰开国门,士大夫们仍在空谈治国之“本”,仁义道德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