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平心而论，并不是某些人所鼓吹的，他是启蒙主义的第一人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。我们认为，他仅仅是、也只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后一人，是宋明理学的批判者与总结者。所以，我们也只能以他作为中国古代史观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，是我国前历史哲学时期的最后一人。
关于这点，我们在绪论中已略有交代，这时不妨再引上一个证据——这就是王夫之对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：
浑天家言天地如鸡卵，地处天中，扰卵，黄虽重浊，白虽轻清，而白能涵黄，使不坠于一隅耳。非谓地之果肖卵黄而圆如弹丸也。利玛窦至中国而闻其说，执滞而不得其语外之意，遂谓地形之果为弹丸，因以其小慧附会之，而为地球之象。……如目击而掌玩之，规两仪为一丸，何其陋也！（《思问录外篇》）
他竞把地圆之说，说成并非西方所有，而是利玛窦到中国后误解了浑天之说而编造出来的。一方面，王夫之的民族主义精神之强，使他产生了这种“惟我独是”的判断；另一方面，正如中国古代传统，以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为惟一的学问，把才智全用到这上面来了，瞧不起“绝学”——科学技术，所以把西方的科技也统统斥之为“小慧”，不足挂齿。所以，西方用我们发明的火药制成炮弹轰开国门，士大夫们仍在空谈治国之“本”，仁义道德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