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2] 爱善不能只被认为偶然地有助于行善，因此仅仅是有条件地责成行善——例如，就像人们或许要论证的，假使救生员需要尽力救人，那么他就应当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。爱善不能只被认做行善的工具。这是因为行道德上的善总是对动机有某种限制。它不能仅仅在于行为模式，而不管为什么它得到展示。以韦伯的话说，甚至连高度因果论的“责任伦理学”，也必须就主体的动机说些什么：例如，他应当关心结果，而不是只关心他的方法的“纯正”。爱基本的善（无论怎样设想），就是恰好受那种方式的强烈推动，这种方式被规定为行善的组成部分（根据概念）。那就是为什么行善涉及爱某种东西，而不只是做某件事。
[3] 尼采声称，康德仍旧太基督教和太柏拉图主义了。参见《快乐的科学》，第355段。
[4] 艾丽斯·默多克：《善的权威》（The Sovereignty of Good ）（London：Routledge，1970），74页。或者就如她后来写的，“假如有天使，他们或许能规定善，但我们不能理解这个定义”（99页）。任何读过默多克的书的人，都会看到我在这里所写的东西，从她那里受益颇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