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史必须以广博地搜集资料为前提,刘知几在《采撰篇》中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,他说:“盖珍裘以众腋成温,广厦以群材合构。自古探穴藏山之士,怀铅握椠之客,何尝不征求异说,采摭群言,然后能成一家,传诸不朽。”广泛地搜集资料只是修史的第一步工作,更重要的是对史料进行鉴别,决定其去取。刘知几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,他对史料进行了分类概括,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史料的不同价值。他在《申左篇》中谈到《左传》有三长、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有五短时,区别了史料有亲见和传闻的不同,有原始文件和口头传说的不同,有原始记录和后来追记的不同,这就指出了第一手资料和二、三手资料的价值区别。刘知几在《采撰》、《杂述》以及批评历朝“正史”的诸篇中,还分析了“正史”与“偏记小书”的不同价值。一般地说,刘知几比较重视“正史”的价值,但他在《载文篇》中也指出了“正史”中的史料伪谬之处,概括为“虚设、厚颜、假手、自戾、一概”五条;在《忤时》、《古今正史》以及《疑古》、《惑经》诸篇中,也批评了官修史书中存在的回护、曲笔、讳饰等弊病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出自私家的“偏记小录”也不可忽视,他在《杂述篇》中指出“大抵偏记小录之书,皆记即日当时之事,求诸国史,最为实录。但这类出自私人的著述,也存在“言多鄙朴,事罕图备”的缺点,更甚者则“真伪不辨,是非相乱”。《采撰篇》还指出“郡国之记,谱牒之书,务欲矜其州里,夸其氏族”,难以征信,至于“讹言难信,传闻失实”之处,更为普遍。这些都是在史料鉴别、取舍中应注意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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